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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来固无迹 动息如有情 《变量:本土时代的生存策略》书评

  我们这个时代擅长创造新语汇,何帆则是这方面的大师。《变量Ⅲ》最重要的一个新词,就是“本土时代”。何谓“本土时代”呢?书中指出,本土时代是与全球化时代相对照的。20世纪下半叶的宏大逻辑是全球化,但全球化的时代终结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时。按照何帆的定义,本土时代的元年是2020年。而在这期间的12年(2008年至2019年),则被概括为“装睡12年”。这是因为,在这12年间,全球化受挫与减速的标志纷至沓来,却被大多数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直到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之后,所有人才真正意识到,时代已经变了。

  全球化时代与本土时代有何不同呢?全球化时代与本土时代都不是历史的常态,两者之间的交织才是历史的常态。正如在地球气候史上,冰川期和间冰期两者交错出现一样。本土时代当然绝不意味着闭关自守。全球化时代的主题是“以外促内”,而本土时代的主题是“以内促外”。按照本书的概括,在全球化时代,我们期待的是借船出海,跟国际惯例接轨,用对外开放促进国内改革,而在本土时代,我们要造船出海,建立自己强大而牢固的经济社会体系,从内在的自我深处,找到更雄厚的基础和更强大的力量。不难看出,本土时代的界定,和2020年中国政府提出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异曲同工之妙。

  本书指出,在本土时代,要生存下来并发展壮大,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国家,都要反复追问五个问题:一是怎么活下去?二是怎么降低风险?三是怎么加速创新?四是怎么面对非议与歧视?五是怎么对自己人更好一些?要回答上述五个问题,则要进行五项修炼:一是唤醒本土力量;二是构建本土网络;三是加快本土创新;四是培育本土意识;五是实现本土福祉。

  谁也没有想到,在新冠肆虐的2020年,中国医用口罩产量最大的企业,居然是比亚迪这一家以制造电动汽车出名的企业。而比亚迪的快速转型之路,有赖于“变形金刚”式的创新,也即把一种生产能力转化为另一种生产能力,把一套组织体系改造成另一套组织体系,把已有的管理经验移植到另一个领域。同时在这种转化过程中,激活一个组织内在的强大潜力。“变形金刚”式创新虽然源自自我,却能不断变革。这种创新又有三种主要途径,一是激发(外部压力的激发),二是转化,三是重启。何帆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我强大的三大法则。法则一,如果前面有两条路可以选,就选那条更难走的路。法则二,如果遇到了新的劲敌,就去兵器架上找你最称手的那件旧兵器。法则三,学会“断舍离”。毕竟,本土时代的力量源泉,就来自我们脚下这片土地。

  美国学者施坚雅(G.W.Skinner)基于对中国农村市场的研究,提出了一种六边形市场区域理论,认为各类集市相互竞争与挤压的结果,最后会演变为蜂窝一样的六边形,也即一个集市同时服务6个相邻的村子。他的贡献在于,认为网络要比节点更重要。在网络方面,我们面临一个核心矛盾。一方面,网络越大,提供的信息收益与规模优势就越丰富;另一方面,只有小网络才能建立信任,而信任是一种非常宝贵的社会资本。那么在两者之间应该如何选择呢?本书指出,这世界上的大多数两难选择,其实都有第三种答案。我们不是要在大网络和小网络之间选择,而是要在大网络中嵌套一个或多个小网络,形成一种网中网的格局。尤其是当外部世界变得更加动荡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好地建立一个强联系的小网络,并随时保持和大网络的连接。本书认为,中国内陆地区未来可能出现一种从中心到周围的“施坚雅模式”,也即先有中心市场,再向基层市场扩散,这无疑是一种新的城市化趋势。要重建中国经济的生态系统,一靠加强连接,二靠推动协作,三靠发动群众。

  在中国社会应对新冠疫情冲击的过程中,居委会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居委会并非最低一级的政府机关,而是一个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在武汉疫情期间,除了居委会之外,各类群众自发组织的群体也在抗疫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有趣的是,导致组织重塑的一大外力支持,却是以健康码为代表的技术创新。政府提供基础数据、互联网企业提供技术开发和应用场景、个人负责自主申报,三方合作才能建立健康码体系。即使疫情结束,健康码也不会消失,而是可能从“防疫码”升级为“公共健康码”甚至“市民码”。健康码的案例让人们意识到,很多新技术如果能够为政府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这才是最广阔的应用场景。新技术的应用不仅会改变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也会改变政府的内部组织结构。换言之,技术创新能够加快组织创新。但考虑到社会组织与政策框架的变化是相对缓慢的,一旦技术进步的速度超过了社会调整的速度,就会出现“市场质量”的退化。因此,技术创新与组织变革的关系,才能是“进二退一”的C型弯道。

  通过疫情后在武汉的走访,何帆充分认识到九省通衢的武汉人的复杂性。尤其是在经历了封城之后,武汉人的共同经历带来了情感共振,并让武汉人与外面的人之间形成了某种程度的隔阂。武汉人的感受,其实也是中国人在全球的感受,这恰好是一种成长的烦恼。中美关系何以至此呢?在何帆看来,这与美国人的特点有关系。他认为,如果有一天,好莱坞拍出中国人是反派主角的电影,这就意味着底层逻辑发生了改变,也即好莱坞不再关心中国市场,中美之间的经济联系断裂了。而恰好是来自美国的打压与外部的非议,才使得中国人变得更为团结,更为认同自己中国人的身份。本土意识已经觉醒,“我族情感”突然释放。本书指出,这可能成为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源头。

  在《变量Ⅲ》中,记录了很多普普通通的人们。他们目前境遇不同、发展各异、心态纷杂,但都是在追求更好的生活。中国人在人均收入显著提升后,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主要集中在服务业,例如教育与医疗。本书认为,解决好看病难问题应该成为未来十年中国政府的重要政策抓手。在疫情冲击下,人、企业、国家都需要反思。人应该对自己的家庭成员更好一些,企业应该对自己的员工更好一些,国家应该对自己的公民更好一些。

  总之,通过“变形金刚”式创新来发挥本土力量、通过构建网中网格局来培育本土网络、通过技术创新与组织变革的互动来促进本土创新、在理性客观的基础上来塑造本土意识、通过“对自己人更好一些”来增强本土福祉,构成了一套在本土时代生存下来并发展壮大的核心策略。这正是《变量Ⅲ》的核心要义。

  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法度。在本土时代倡导以我为主,实现以内促外,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究竟应该矫枉过正呢,还是过犹不及?如何处理好改革与开放的关系?如何把握好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平衡?例如所谓本土意识,就可能在“自卑、自省、自信、自大”的光谱上左右游移,究竟什么位置才是最优的?我们能够长期停留在最优位置吗?或许,一个民族,在快速崛起时保持谦卑、在命运多舛时不改自信,才是更加明智理性的态度。

  去来固无迹,动息如有情。如何抓住时代与社会变迁的逻辑,让自己适应变化、顺势而为,甚至塑造变化呢?何帆这套《变量》丛书恰好就是帮助我们体察时代变化的重要工具,尤其重要的是,他能够提供微观层面的大量证据,帮助我们弥补单纯宏观视角存在的重大缺陷。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责任编辑:杨喜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