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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面临的重要战略发展问题

  宗良 博士,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先后就读于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美经济学培训班)、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近年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世界黄金协会等多项重大课题。先后发表论文200 余篇。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各方面稳步发展。展望“十四五”,中国将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站在“十四五”的新起点上,如何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有机衔接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21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针对2020年我国经济发展特征、2021年及“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机遇、挑战和措施等热点话题,《金融时报》记者专访了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本报专家委员会委员宗良博士。

  2020年中国经济在困境中保持逆势增长

  《金融时报》记者:回首刚刚过去的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呈现怎样的态势?有哪些新特征?中国目前在全球经济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宗良: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总体实现了中高速增长目标,2016年至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实际增速为6.7%。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经济增速放缓。总体来看,“十三五”时期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国经济运行一直保持在合理区间,是全球经济增长表现最好的主要经济体。

  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的影响,2020年全球经济陷入低谷,而中国经济表现亮眼,率先走出疫情冲击,成为二十国集团(G20)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经济体,为疫情中及疫情后世界经济恢复起到了巨大拉动作用。2020年四个季度中国GDP增长分别为-6.8%、3.2%、4.9%、6.5%,全年达到2.3%,实现了不利开局下的超预期增长。数字经济成为发展新引擎。疫情环境下催生了新需求、新业态、新模式。移动办公、网上教学、远程医疗等新需求蓬勃发展;传统餐饮、零售、家政、旅游等行业推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重塑经营业态;制造业加速智能化、数字化转型等。伴随着美元走弱和全球风险情绪好转,人民币汇率稳中趋升。在全球跨境直接投资大幅下降的背景下,中国直接投资却逆势增长,2020年1月至10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8006.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4%。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和中欧双边协议的谈判完成等,都为中国经济恢复提供了推动力。

  2020年中国GDP规模首次突破100万亿元,人均GDP保持在1万美元以上,也将是百年来达到美国GDP70%以上的唯一经济体。回顾2020年,中国经济在困境中保持逆势增长,为世界经济恢复作出了巨大贡献。

  “十四五”期间的挑战与机遇

  《金融时报》记者:站在连接“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关键历史节点上,当前我国面临着怎样的国际国内形势和挑战?未来发展道路上需要把握哪些机遇?

  宗良:“十四五”期间可以说是挑战与机遇并存。就国际形势来看,外部环境依然复杂。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背景下,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依然比较明显。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习近平主席关于“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中国“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等判断,都说明了时势之变。

  就我国发展进程来看,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的重要历史关口,不进则退。“十四五”规划是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标志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阶段。但与此同时,我国依然存在发展不平衡、制度不完善、收入分配等体系不健全的问题亟待解决。

  “十四五”无疑仍是一个重大发展机遇期。一是基于世界格局变化的新机遇;二是基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机遇。面对挑战和机遇,我国存在一系列优势:一是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社会大局稳定,尤其疫情冲击后全球对中国预期较好,发展潜力巨大;二是我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三是我国市场空间广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未来可期。

  《金融时报》记者:基于当前全球经济形势,2021年我国经济发展有哪些目标和战略导向?作为“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2021年是否意味着我国将迈入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宗良: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迈入“十四五”,中国经济的远景目标将着眼于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2021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的关键之年,也是推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有机衔接的关键之年。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实现第二个一百年目标的根本途径。总体来说是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方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开放为根本动力,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根本抓手,通过着力解决四大重要战略发展问题,形成整体优势、高质量发展常态。

  具体来看,目光应聚焦在四大问题上。第一是动力问题,即重构需求动能与创新动能,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为国内大循环提供扎实的供需基础;第二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即更加重视促进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第三是安全问题,即对外要回归到自立自强的模式,对内要解决好收入分配等问题;第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问题,让资源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协调发展,形成可持续的高效发展模式。2021年我国“双循环”全面启动,着眼于高质量发展,预计全年经济增长在8%左右。

  2021年我国经济发展势将迈入新的阶段。一方面,经济发展的动能将回归常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坚持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另一方面,“十四五”规划的新发展理念体现了发展规划由自然回归到战略谋划推进这一转变,扩大内需和创新驱动已经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经济发展势必将进入战略推进的新阶段。

  金融业将不断提高服务实体的质量和效率

  《金融时报》记者:展望2021年,我国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增长上具有哪些潜力,又可能会面对哪些方面的压力?金融市场应如何发挥功能推进“十四五”建设,同时在“十四五”建设中实现自我发展?

  宗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

  供给方面,要求2021年我国供给端将进一步增长和升级。一是国内外需求的改善有利于推动工业和服务业加快增长;二是产业转型升级将持续推进;三是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将持续优化;四是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将进一步提升。但在许多高科技和高端技术领域,中国企业依然面临着“卡脖子”难题,仍需强化科技战略支撑。

  需求方面,内需作为经济内循环的核心动力受到更高关注。“需求牵引供给”导向将使得2021年促消费政策继续保持较高强度,同时改革将贯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推动投资和居民消费提质升级。但外需方面,受欧美疫情反弹、贸易摩擦和逆全球化浪潮影响,加上2020年中国出口的高基数,2021年外贸出口增长或将受压。但从长期来看,RCEP协议和中欧投资协定实施将有利于贸易和投资,对中国稳定和增加对区域内各国的出口起积极作用。

  具体策略上,政府应发挥好顶层设计和宏观调控的重要作用。一是应将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有机结合,二者相辅相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动机注入润滑剂。预计2021年结构性降准、定向降准仍是重要备选工具。二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推动产业扩大开放,发展对外贸易多元化,健全促进对外投资政策和服务体系,推动制度型开放,完善涉外经贸法律和规则体系等。三是持续优化市场主体营商环境,推动消费、投资等内需扩大,加强创新和产业协同发展。四是反垄断,一方面是反科技垄断、反信息资源垄断,提供更加接近市场效率的商品服务和质量;另一方面是反金融垄断,防止资本无限扩张。五是增强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自主控制力,将各类被国外垄断的技术国产化、自主化,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重视,在高端制造领域加大投入力度,引导产业投资方向。六是高度重视风险防范。我国依然面临着巨大的转型期风险,中等收入陷阱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要面对的主要挑战,创新动能、制度完善和产业升级引导尤其值得关注。同时,应着力化解存量风险,防范增量风险,警惕实体杠杆率过高、房地产泡沫化金融化、资金脱实向虚等问题。

  中国金融业将围绕“十四五”规划,不断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的质量和效率。一方面,为助力中国经济长期平稳和可持续增长,货币政策将更加注重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平衡,既不会大幅宽松,也难有明显收紧;另一方面,加强监管和指导,2021年需要关注不良资产集中暴露、债市违约风险高发、人民币汇率过快升值、银行业国际化经营面临更多挑战等问题。

  2021年也将是中国金融业发展的机遇期。随着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逐步减弱,宏观经济有望实现低基数效应下的高增长,这为银行稳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新消费、新基建、新制造、数字经济、普惠小微、绿色信贷等结构性增长中存在着大量机遇。同时,在全球经济恢复程度不同、货币政策松紧不一等条件下,中国金融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还将持续增强。

  人民币资产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保持较强吸引力

  《金融时报》记者:随着中国大国地位的不断提升和新冠肺炎疫情呈持续性的特点,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正在稳步上升。2020年人民币汇率总体呈现出什么样的波动特点?在未来一年及“十四五”期间,人民币走势如何?人民币资产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怎样?

  宗良:2020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呈现出先贬后升趋势,弹性较大。受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上半年人民币持续走弱,疫情最严重时期一度触及7.20。随着中国对疫情的及时应对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率先反应,下半年开始人民币汇率出现了大幅跃升,持续走强,从最低时算起已有10%左右的升幅,是主要经济体中升值幅度较大的货币之一。可见,过去一年人民币汇率总体波动幅度大、弹性强,总体呈现跌宕上升的走势。

  未来一年,预计人民币汇率还将保持在高位波动,贬值压力较小。展望2021年,在全球疫情蔓延背景下,预计中国在未来几年时间里依然会在全球经济恢复中起带头作用,中国经济基本面的持续向好将为人民币汇率坚挺带来强有力支撑。同时,自2020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有较大升值幅度,汇市对于前期利好已有充分体现,加上人民银行自2020年10月12日起将远期售汇业务风险准备金从20%降为0,说明逆周期政策对人民币单边升值趋势有所调整和准备。因此,未来人民币汇率预计将保持温和波动态势。当然,未来人民币汇率也面临着一定的风险。最主要的不确定因素依旧是中美关系和贸易摩擦。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的特征,美国大选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其对中国发展进行遏制的政治倾向。另外,疫情背景下国际形势和政治关系风云变幻,极端事件的暴发也容易导致人民币汇率超预期波动。

  基于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收支平衡的支撑,未来人民币资产预期会具有较强吸引力。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降低了资本大幅外流压力。同时,由于美国疫情短时间内难以得到全面控制,美联储未来将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中美利差保持高位运行,人民币资产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保持较强吸引力。目前,境外机构投资者继续增持人民币债券资产,持有规模不断创新高,已经突破3万亿元,凸显了外资对中国债券的青睐。

责任编辑:杨喜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