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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扩大内需有效制度的关键和思路

  “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如何看待将内需作为战略基点这一提法?扩大内需的关键是什么?如何形成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动态平衡?对此,专家表示,应建立与新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扩大内需有效制度,不仅要实施短期的逆周期调节,引导总需求回补,而且还要深化制约内需扩大的体制机制改革,释放广大人民群众消费升级的潜力,更多地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为实现内涵型为主的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条件。

  内涵:应对经济不确定性的必然选择

  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是对冲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必然选择,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微进行了四方面的阐述,她认为:第一,坚持扩大内需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第二,坚持扩大内需是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增强发展活力和韧性的迫切需要;第三,坚持扩大内需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增进民生福祉的现实选择;第四,坚持扩大内需是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的重要支撑。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也表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外部的不确定性因素不可回避,应对之策就是要更好把握主动性,以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调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经济体的内部潜力。他进一步强调,我国在新的发展阶段上决不放弃外循环,但是需要更多地倚仗国内大循环,客观上这使我国可以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

  事实上,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以及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期间,我国都曾经提出过“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不过在专家看来,这些“扩大内需”的政策都属于总需求管理范畴,并且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为抓手。“‘扩大内需’从宏观调控概念升级成为发展战略,这应该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国内结构性问题密切相关。“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徐奇渊指出。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教授王小广也表示,新的扩大内需战略与以前实施的多轮扩大内需战略有三大不同。一是新的扩大内需战略不是短期策略,而是长期策略。过去我国实施的几轮扩大内需战略,主要是为了应对外部危机巨大冲击的短期策略,是宏观经济治理中反危机、逆周期调节的重要手段。新的扩大内需战略是立足于新发展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长期策略,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大战略的关键一环,在国际上形成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最终实现全面现代化提供强大的内需动力。二是新的扩大内需战略更加强调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过去扩大内需或稳增长的着力点主要集中在刺激投资增长上,因为在高增长时期,改革开放初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供给不足。而目前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动力由投资转向消费,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规律。三是扩大内需的方式发生变化,由刺激短期需求为主转向重在改革创新、建立有效的需求制度。未来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既面临许多体制机制性障碍,也面临消费环境建设与保障体系建设的滞后问题,必须深化相关领域改革,扫除阻碍消费稳定增长的体制机制以及政策、环境方面的障碍,促进内需增长行稳致远。

  谈及什么才是高质量的内需,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表示,第一是动态平衡,要与供给侧有一个适配性,如果在当期总量不平衡,可能会产生萧条、通胀,对于经济的可持续性造成一定冲击;第二是消费和投资之间要达到良好的匹配性,避免一些行业因直接刺激而畸形发展,进而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第三是内需和外需的匹配性,如果没有技术上的可控性和产业上的长板,没有与交易者进行博弈的筹码,贸然进行全球布局就会出现问题。他强调,内需的总量和结构要平衡,内需与外需之间也要动态平衡,是国民经济循环畅通的前提,也是衡量内需高质量的标准。

  堵点:消费能力和需求有所减弱

  扩大内需的潜力在消费,难点更在消费。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为2.3%,成为全球唯一获得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但是从总需求结构来看,我国消费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负增长,消费对经济的贡献也是负的。事实上,早在疫情之前,最终消费支出在GDP中的拉动作用已经呈现出一定的下行态势。

  “消费负增长背后的原因复杂,直接原因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放缓。”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指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9元,比上年名义增长4.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1%。在居民收入增速放缓的同时,个人存款的增长速度超过了12%。这显示出人们对未来收入预期更加谨慎。

  徐奇渊认为2020年的最终消费下降,除了疫情冲击带来的收入增速放缓和不确定性预期上升,也有收入差距在趋势上反映出来的问题。他表示,通过观察中位数和平均数两个口径的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速,可以看到:2016年之前,中位数增速大于平均值增速,收入差距在持续改善。而在2016年到2019年期间,中位数和平均值增速开始趋同,甚至出现了逆转。在2020年疫情期间,中位数增速进一步呈现出小于平均值增速的情况。这说明,疫情期间收入差距问题更加突出了,即使在疫情之前的几年中,收入差距的挑战已经有所上升。

  “当前我国消费增长偏慢,既有‘疫情冲击具有严重非对称’的短期原因,也有消费增长面临长期性体制机制性障碍的原因。”王小广强调,当经济进入中高发展水平时,居民消费率偏低特别是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不升反降,值得关注。主要有四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大城市与发达地区房价长期过快上涨,形成一种累积性冲击效应,使一些群体购买力透支,居民消费预期不稳定,从而导致发达地区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二是城镇不同群体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特别是最高20%的高收入家庭收入与财富增长明显偏快且税负较低,这部分群体边际消费倾向偏低。三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及常态化防控可能对“十四五”时期消费增长特别是扩大服务消费产生影响。如旅游、交通运输及其他许多户外室内聚集性服务消费受到抑制。四是如果消费需求增长出现中长期不足,会产生一系列宏观经济失衡问题。消费不足意味着产能过剩问题突出,会产生较大的物价下行压力,对微观企业盈利产生负面影响。

  此外,供需错配矛盾也抑制了消费的增长。“随着我国GDP迈上100万亿元台阶、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万元,我国居民消费也进入了新阶段,个性化、多元化、多层次的品质型、享受型的消费需求持续增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青表示,与此同时,供需之间不平衡的矛盾日益凸显,高品质的商品和服务供给难以满足居民消费升级需求,不仅影响了内需对国民经济增长发挥应有贡献,甚至有大量升级消费流失境外。他强调,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合理引导消费、储蓄、投资,不断消除制度瓶颈,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对策:建立与新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有效制度

  在全球经济下滑和疫情冲击的背景下,通过扩大内需构建国际竞争优势是全世界对冲风险的共识。当前,全球的普遍做法是通过纾困政策、量化宽松、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刺激消费进行提升。但对于我国而言,专家建议应制定中长期与短期政策相结合的有效制度。

  “建立与新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扩大内需有效制度,”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表示,不仅要实施短期的逆周期调节,引导总需求回补,而且还要深化制约内需扩大的体制机制改革,释放广大人民群众消费升级的潜力,更多地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为实现内涵型为主的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条件。王小广也认为,由于基数的影响,2021年经济增长速度一般预计在8%左右,这也意味着“十四五”开局之年稳增长的压力较小,这对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在供需两端存在的中长期发展难题是难得的时间窗口。当前尤其要利用好这个时间窗口,着力解决制约消费、储蓄、投资等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有效的需求制度,形成内需高质量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

  具体而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微表示,做好下一阶段的经济工作,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把全面促进消费、增强投资后劲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在合理引导消费、储蓄、投资等方面进行有效制度安排,打通堵点、补齐短板,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加快提高供给质量,完善有利于释放内需的基础设施,促进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迈向中高端。首先,以促进就业、优化收入分配结构为抓手,稳定和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一方面,要在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的基础上,通过完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等务实举措,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等,减轻低收入居民的家庭负担,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其次,以改善人民生活品质为重点,提高供给质量,实现消费提质扩容。要适应消费升级和消费创新的趋势,促进消费相关产业优化结构、转型升级,大力发展各类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新模式,进一步提升消费领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再次,以现代流通体系建设为切入点,加快形成供需衔接、城乡一体、内外贸联通的国内大市场。加快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多层次区域消费中心的建设;深入推进城乡高效流通体系建设,扩大电商在农村的覆盖面,充分挖掘县乡消费潜力。最后,注重需求侧管理,加快建设有利于持续释放内需潜力的体制机制。加快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消费市场治理的基础性制度,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为消费创新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培育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加快“放管服”改革,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释放创新活力,加快构建规模巨大、层次完善、创新活跃的强大内需市场。

  对中国来说,扩大内需,消费是基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同时也要依赖投资,形成投资和消费的双驱动力。对此,刘向东表示,应持续拓展有效投资空间。配合消费升级和供给优化的需要,加大补短板和锻长板的投资力度,持续推动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增强供给能力;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提升供给水平;完善新型城镇化建设运营的投入机制,投资实施城市更新和乡村振兴,提高公共服务支出效率;激活民间投资活力,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多元化投资,保障重点项目和优势产业投资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投资具有双面性。“在当前是一个有效的需求,但当投资项目完成后,就会转化成供给。”刘元春强调,通过扩大投资来扩大内需,要考虑到动态平衡,如果某一期投资过分扩大就会出现债务高筑、产能过剩、需求乏力,最后经济持续疲软的严重后遗症。

责任编辑:袁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