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首页
专家访谈CURRENT AFFAIRS
专家访谈 / 正文
双循环下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大有可为

  谭海鸣  中国注册会计师、特许注册金融分析师。先后供职于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中国人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任招商银行研究院副总经理,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本项目可兑换、汇率政策、人民币国际化、区域宏观经济和区域金融规划等。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从一纸蓝图到落地生根的两年间,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在金融业务数字化、金融业态多元化、粤港澳三地金融产品互认互通等诸多领域有着显著发展。在迈向“十四五”的过程中,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实现双循环发展格局的重要力量。在国外疫情持续蔓延,国内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情况下,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如何支持疫后实体经济复苏?又如何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带着一系列的问题,《金融时报》记者采访了招商银行研究院副总谭海鸣。

  《金融时报》记者:作为引领国内外双向开放的重要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整合了国内最有活力的市场、最完整的产业链条和最前沿的对外开放阵地,并拥有与国际市场相连的便捷通道,在国外疫情持续蔓延,国内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情况下,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对于支持疫后实体经济复苏有哪些具体的举措?

  谭海鸣:首先,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认真落实各级政府的抗疫和疫后复苏政策。新冠疫情突如其来,对全国经济运行和人民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全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外贸出口基地,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很多企业营收、利润、用工出现下降,流动资金面临困难,居民个人的就业和收入也受到了影响。在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下,中央各部委、广东省和大湾区各市就金融支持抗疫和促进疫后经济恢复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政策,包括降准、降息、专项再贷款、再贴现、财政贴息、延期还本付息、引导金融机构减费让利等。

  在此基础上,各金融机构也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主动做好金融服务。一是迅速行动支持抗疫防疫行业的相关企业,对照政府部门下发防疫重点生产企业名单,制定金融服务支持专属方案,上门服务,专项支持。二是加大力度做好中小企业抗击疫情和复工复产的金融服务。重点关注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客群和业务,一户一策做好针对性的服务方案。对因防控疫情期间有紧急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只要符合信贷政策要求,按简化后的高效率流程提供小额信用贷款支持。对因疫情影响原因导致欠息、逾期的企业,及时提供针对性服务,确保企业不因疫情影响征信记录。创新融资产品和服务,积极推动运用供应链金融、商业保理、应收账款抵质押、知识产权质押等融资方式扩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供给。三是对受疫情影响暂时遇到困难的企业和个人客户,通过调整还款付息安排、适度降低贷款利率、完善展期续贷衔接等措施,给予有速度、有温度的服务。四是大力提升线上金融服务效率,同时对于不习惯使用线上业务客户也通过适当的方式提供线下便民服务。

  大湾区金融机构的积极主动工作收到了良好效果。截至2020年9月末,广东省内主要商业银行信贷投放量均已超过去年全年,源源不断将信贷资金注入实体经济,保障市场主体资金需求。2020年前三季度,广东全省本外币贷款比年初新增贷款2.3万亿元,占全国的近1/7,居全国各省市首位,再创历史新高。广东省内商业银行减费让利1000亿元,占全国的1/10。大湾区金融机构通过优质、高效的工作,为抗击疫情、推动复工复产和经济复苏做出了应有贡献。

  《金融时报》记者:粤港澳大湾区有着独特的差异化和体制优势,整个区域金融规划协调空间巨大,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互补互助互动对于港澳深度融入国家金融改革开放格局意义非凡。在过去多年发展中,粤港澳金融合作已有良好的基础,怎样才能将三地金融业深度融合落到实处?

  谭海鸣:《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未来五年金融业的发展做了展望。其中,与粤港澳大湾区这样一个经济区域高度相关的是金融业改革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内容:一是金融创新,包括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等;二是推进金融双向开放,包括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

  在全国金融发展的大蓝图中,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和香港、澳门的金融融合发展,既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又起着先行先试的探索和引领作用。历史上,港澳在我国对外开放的进程中具有门户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香港、澳门回归以来,国家一直把香港和澳门作为金融开放政策的“首发地”。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点心债、跨境人民币结算、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人民币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RQDII)、沪港通、深港通、基金互认、债券通等创新性业务都是从港澳开始起步的。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香港一直是最大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实施和广东自贸区建设的红利下,已初步搭建了粤港澳大湾区金融融合发展的框架。《纲要》赋予大湾区“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的使命,要求两地探索协同发展方式,促进人员、物资、资金、信息更便捷有序流动。这就要求粤港澳大湾区三地金融业已有的融合发展基础上,勇于创新,闯出一条新路。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业深度融合,最根本的是要致力于规则的趋同。粤港澳大湾区三地从地理上看是一个整体,但现实中处于三个不同的关税区,有三个不同的货币,三套独立的金融法律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规则趋同最高阶段是形成单一市场,但这在粤港澳大湾区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五年内比较可行的是在CEPA的基础上更近一步,发展成类似欧洲和英国在退欧后“既非单一市场,又高度融合”的方式。

  从金融供给出发,可以考虑在大湾区试行金融业务的“单一通行证”。在大湾区内,针对一些“宜居宜业宜游”和“促进科技创新”的金融业务,只要金融机构在注册地获得准入,该金融机构便可在三地跨境展业或设立分支机构,展业地原则上不再施加其他额外的监管要求。如果“单一通行证”顺利实施,将避免三地金融机构跨境展业申请牌照的复杂流程,极大地降低了运营成本和合规成本,促进金融机构加大创新力度,从机制上打造一条跨境金融业务和跨境资金融通的“高速公路”,有效克服“管道式”“碎片化”开放带来的问题,将成为探索跨境金融供给侧改革的突破性尝试。为了实现上述愿景,需要加强顶层设计,推动三地金融监管机构加强信息共享与监管协调。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可通过建立跨境“监管沙盒”的方式来推动工作的落实。

  《金融时报》记者:在构建经济双循环发展格局中,开放程度较高、民营企业众多、市场活跃的粤港澳大湾区如何发挥枢纽作用,以促进中国经济内外双循环的良性互动?

  谭海鸣:双循环战略包含三个重点领域。一是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把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构建以内需为根本动力的内生增长模式。二是强化产业链关键节点,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提高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和重要性,确保产业链畅通、稳定。三是在构建双循环的过程中,需确保能源和粮食等关键战略物资安全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国内大循环”离不开强大的国内市场。在全球经济潜在增速长期低迷的背景下,新冠疫情冲击过后,国际市场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集中需求会消退,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原有“国际大循环”的发展模式受阻,畅通“国内大循环”成为中国经济优化结构,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扩大消费是发展国内市场的关键措施。疫情暴发前,消费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15年以来,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始终保持在60%上下,是保证经济平稳运行的压舱石。虽然疫情对居民收入的冲击使2020年二三季度的消费贡献率下滑至-73.3%和34.9%。但随着经济的逐渐修复,以及经济结构的优化,消费将逐步回归至疫前水平,重新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未来中国消费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具备成为国民经济发展支点的潜力,而粤港澳大湾区将最有可能率先发挥这一潜力。

  走自主创新道路,打通产业链,是双循环顺利运行的关键。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深度嵌入国际分工体系,成为全球价值链中的关键环节,形成了以美国、德国和中国为中心节点的国际贸易格局。不过,中国的产业结构刚刚完成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的转变,正处于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攀登的过程中,多数产业链上的关键部件、关键知识和关键技术仍由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掌控。中美经贸摩擦爆发后,美国一系列科技封锁和断供措施使我们认识到,若不掌握核心技术,就永远无法保证产业链安全。打通这些关键节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中之重。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成为中国创新活力最强的地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最新发布的《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GII)》中,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东京-横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连续第3年位居全球PCT国际专利申请人排行榜首位,OPPO公司和平安分别位列第5位和第8位。在向供应链上游攀登的过程中,粤港澳大湾区要继续勇于创新,屹立潮头。

  保障经济安全,是双循环发展的基石。能源安全,是经济安全的基础,是联通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的关键所在。我国原煤、石油和天然气在能源生产中的比重分别为69.3%、7.2%和5.5%,其中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达到72%、43%。《纲要》专门制定了建设“能源安全保障体系”的计划,包括将在珠江三角洲建设大型石油储备基地和新液化天然气码头,并扩大油气管道的覆盖范围和整个区域的储气能力,这将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做出贡献。

  《金融时报》记者:粤港澳大湾区经历了典型的湾区发展历程,先后跨越了以装卸运输为主导的港口经济发展阶段、以临港工业为主导的工业经济发展阶段、以服务业为主导的服务经济发展阶段,目前正处于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创新经济发展阶段。科技作为创新经济的重要驱动力,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在金融科技方面有哪些先发优势?

  谭海鸣:粤港澳大湾区具有较好的产业基础和创新环境,四个中心城市在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也有很大的协同空间。大湾区内部产业体系完备,既有强大的制造业发展优势,也有以深圳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同时具备香港、澳门两大先进的服务业中心,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有利于培育具有世界级竞争力的创新中心,为中国引领新一轮创新发展和新型全球化提供重要的空间载体。在金融发展方面,《纲要》指出了大湾区四个中心城市差异化发展、协同配合的方向。香港要在金融领域起到引领带动作用,巩固和提升金融中心地位,打造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融资平台。广州要完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区域性私募股权交易市场,建设产权、大宗商品区域交易中心,提升国际化水平。深圳要依规发展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为核心的资本市场,加快推进金融开放创新。澳门则要打造中国——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建立出口信用保险制度,建设葡语国家人民币清算中心,并发挥中葡基金总部落户澳门的优势,承接中国与葡语国家金融合作服务。此外,还要研究探索建设澳门——珠海跨境金融合作示范区。

  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21年的国家经济工作提出八项重点任务,排在首位的就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目前来看,粤港澳湾区金融业融合发展过程中,科技的运用能够增强三地协作的能力。综观世界主要湾区,科技创新都是引领湾区乃至世界发展的重要动力,尤其是旧金山湾区,体量前十的企业中,80%都是科技企业,已经成为美国科技产业的集中地。金融科技是中国企业发展的重要契机。粤港澳大湾区内,深圳具有拥有创新驱动的先发优势,香港具有金融服务的国际化和制度优势,在大湾区内形成“科技+金融”的双轮驱动。中国的互联网巨头“BAT”(百度、阿里、腾讯)均已经将总部或部分部门落户深圳,金融科技引导的金融业态变革极有可能首先在粤港澳大湾区产生。同时,大湾区发展在数字货币研究、监管科技、量化投资平台、网络安全、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已经表现出了领先优势。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落户深圳,并率先在深圳开展了数字货币使用试点。粤港澳大湾区基于自身的产业结构和技术优势,可积极利用深圳金融科技龙头企业、香港金融制度优势和创新人才优势,聚焦金融科技创新。通过设立金融科技创新中心,推进区块链、数字货币等金融科技领域的先行探索,促进金融科技高速发展。

  《金融时报》记者:下一步,如何建立高水平的跨境金融数据流动和监管合作机制,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谭海鸣:在金融科技高速发展的背景下,监管科技(RegTech)也要加大创新力度。可按照监管沙盒的理念,建立粤港澳金融监管试验区,设立联合协调机构,在广东、香港、澳门三地金融监管部门开展广泛的监管对话与合作,推动对湾区内跨境金融服务的监管标准趋同,按照共同的原则对跨境金融服务进行监管,促进跨境金融服务的发展,避免监管套利。加强跨市场的双向套利机制建设,促进三地市场价格趋同,以市场机制消除套利和因此带来的冲击。另外,三地可通过加强信息共享,进一步完善相关配套机制,及时通报和共享金融风险信息,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测分析合作,探索建立和完善大湾区系统性风险预警、防范和化解体系。

  大力推广运用物联网、区块链、跨境第三方支付等科技手段促进监管合作。未来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监管可首先加强对区块链技术的运用,建立统一的风险监测平台,实现对跨境洗钱、逃税、非法外汇活动等信息和数据的实时共享,加强协作,提高跨境金融业务监管效率和能力。其次,可进一步提升对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能力,从海量跨境金融交易数据中,及时识别和处理复杂的跨境套利、洗钱、逃税、非法外汇业务等违规业务模式,提高违规风险识别的智能化水平。最后,可借助云计算与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提升机器运算能力,提高跨境金融风险识别速度和精度。

  相关链接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简称珠三角九市),总面积5.6万平方公里,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既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一国两制”方针,充分发挥粤港澳综合优势,深化内地与港澳合作,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这是指导粤港澳大湾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合作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将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支撑引领作用,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增进香港、澳门同胞福祉,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让港澳同胞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

责任编辑:杨喜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