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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贸易复苏前景不明 数字经济催生新变革

  贸易在人类历史上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同时也是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自从地理大发现后,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开始逐步发展,搭乘着全球化之风,各国之间的贸易联系也变得更加密切。然而,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单边主义“逆风”骤起,全球自由贸易体系遭遇挑战,全球贸易壁垒增加,贸易增速有所下降。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暴发,全球贸易体系以及供应链安全遭遇空前挑战。为防控疫情而采取的严格封锁措施,导致需求端遭受打压,全球贸易被拖入低谷,疫情严重阻碍了全球贸易的发展进程。尽管随着新冠疫苗接种的陆续展开,全球经济开始逐步复苏,全球贸易状态也有所好转,但近期苏伊士运河货轮搁浅事件以及全球“缺芯”问题,暴露出了全球供应链存在的安全性以及稳定性问题。

  总体而言,全球贸易在疫情中经历了跌入谷底后再反弹,但整体表现依然不尽如人意。而在“后疫情时代”,全球贸易继续面临机遇与挑战。在贸易保护主义和疫情冲击下,区域经贸合作焕发出更多生机,数字化等新特征愈发明显。在推动全球经济与贸易复苏的进程中,捍卫多边主义以及自由贸易体系是必由之路。

  全球贸易缓慢复苏 疫情冲击余波仍存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冲击,各主要经济体无一幸免,全球贸易滑入谷底。为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各主要经济体纷纷采取大规模限制措施,人员、商品以及资本自由流动受到明显限制。对于物品可能传播疫情的担忧,显著拖慢了全球贸易进程,运输、通关以及检疫时间延长,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贸易效率,阻碍了贸易增长。

  而随着各主要经济体实施超常规宽松货币政策以及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全球经济开始逐步回暖,尤其是亚太地区在疫情中“先进先出”,经济复苏相对强劲。其自身疫情防控有效叠加外需回升,加速了部分出口型经济体的复苏,促使全球贸易也呈现出向好态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月发布的经济中期展望报告提出,近几个月来,全球工业生产继续加强,全球商品贸易已恢复到疫情大流行前的水平,这得益于对信息技术设备和医疗用品的强劲需求,不过跨境服务贸易依然疲软。

  此外,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的《服务贸易晴雨表》显示,3月服务贸易指数大幅提升至104.7,为2000年以来的最高值,2020年9月为95.6,而在去年3月一度跌至91.2。数据显示,全球服务贸易在2020年第二季度触底,第三季度小幅回升,第四季度加速反弹。与此同时,WTO预测,由于疫情持续影响主要经济体的就业情况,同时新冠病毒变异株的传播可能造成新障碍,因此全球服务贸易回升趋势在今年可能难以持续。

  尽管全球贸易前景存在不确定性,但WTO还是小幅上调了2021年全球商品贸易增长预期。WTO预计,2021年全球商品贸易增速为8%,小幅高于此前预计的7.2%;预计2020年全球贸易下降5.3%,下降幅度低于此前预期的9.2%。

  疫情给全球贸易带来负面影响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当前全球贸易开始缓慢复苏,但疫情风险的余波或将继续给全球贸易前景蒙上一层阴影。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李坤望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21年,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全球贸易也将走出衰退,预计将出现较为明显的反弹,但复苏前景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均衡性。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复苏前景将主要取决于疫情控制和政策支持这两方面因素。

  具体而言,李坤望表示,疫情能否尽快得到有效控制,要看疫苗普及程度和病毒变异之间的“较量”。目前,发达国家虽然疫情普遍较为严重,但由于疫苗研制和接种领先,经济前景将得到有效改善;发展中经济体(中国等少数国家除外)由于缺乏疫苗供应,疫苗接种速度大大落后发达经济体,经济回升面临压力,经济复苏将滞后于发达国家。在政策支持方面,发展中经济体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相对有限,一些债务负担沉重的发展中经济体尤甚。另外,发展中经济体还可能面临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融资不利压力(国际资本由发展中经济体流向发达经济体),这些也会为未来的经济和贸易复苏蒙上一层阴影。

  另外,疫情中暴露的全球供应链安全与稳定性问题或将继续在“后疫情时代”困扰全球贸易。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日益细化。分工细化无疑提升了生产效率,全球性的供应链布局也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但这对供应链的稳定性提出了更高要求。疫情防控期间,国家间的贸易流动受到严重阻碍,单一环节出现问题,整个供应链就会瘫痪。叠加疫情打压全球需求,在全球供应链深深相嵌、环环相扣的当下,难有国家可独善其身,本就疲软的全球贸易再度遭受打击。

  近期,苏伊士运河货船搁浅以及全球“芯片荒”,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全球贸易以及供应链体系的脆弱性。“长赐”号货轮的搁浅将苏伊士运河堵得水泄不通,后续船只有的选择绕道好望角,有的则被迫长时间停留。严重拥堵造成货物和商品运输长时间延误,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严重打击,大幅提高了航运成本,进而影响到了国际原油价格走势。此外,当前全球芯片供应短缺情况日益凸显,导致汽车、路由器以及智能手机等多行业出现供应紧张,全球供应链因此“卡壳”。

  中国银行研究院分析认为,造成全球“芯片荒”的原因之一在于疫情以及极端气候导致的供应链不稳定,疫情对于半导体行业的供需两端都产生了一定影响。2020年一季度,东南亚各国在疫情冲击下,相继宣布进入不同程度封禁状态,在疫情扩散到欧美后,欧美地区的半导体产能同样受到短期影响。在需求侧,疫情导致全球汽车销量骤降,汽车整车厂及其零件供应商大幅减少半导体采购,类似情况亦发生在家电等行业。而雪灾、地震等自然灾害进一步加剧了芯片供给紧张。

  由此可见,疫情后全球供应链体系依然较为脆弱,全球贸易复苏前景依然充满不确定性。中银香港首席经济学家鄂志寰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第一,虽然目前全球已有多款疫苗开始接种,但是接种速度很慢。此外,病毒存在变异可能,疫苗有效时长也无法保证,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可能会反复,也可能会在中长期伴随人类存在。

  第二,全球贸易复苏存在结构性不均衡。由于疫苗分配的差异及各主要经济体产业链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全球贸易复苏会很不均衡。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贸易活动有所恢复,部分发展中国家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还陷于泥潭之中。

  第三,全球贸易保护持续及中美经贸关系影响全球经贸复苏。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在全球经贸网络中占据核心地位,若中美关系继续朝着恶化方向发展,或对全球贸易复苏造成重大威胁。

  保护主义撕裂全球自贸体系改革需求迫切

  值得注意的是,疫情导致部分国家和行业领域的供应链出现回流和调整,但总体而言,涉及规模和范围并不大。真正的威胁是部分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假借保护供应链安全之名,进一步撕裂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借势而起的贸易保护主义“逆风”,让本就存在裂痕的全球贸易复苏之路步履维艰。

  疫情对全球贸易的冲击通过需求和供给两个渠道同时发生,但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贸易崩溃”不同的是,“上一次危机主要通过需求端冲击全球贸易,而这一次则主要通过供给端影响全球贸易。”李坤望认为,疫情以及防控措施对供应链造成严重冲击,然后经过全球价值链的放大效应(又称“牛鞭效应”),导致全球贸易下跌幅度大大高于经济增长的下滑程度。供应链安全问题也因疫情暴发而凸显,加之疫情防控期间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疫情之后全球贸易紧张关系能否得以缓解也要打上问号。

  事实上,在疫情暴发前,全球贸易体系已经出现裂痕。美国特朗普政府高举“美国优先”大旗,主动挑起与包括欧盟和中国在内的多个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争端,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及阻挠WTO上诉机构新任法官遴选程序,都对全球多边自由贸易体系产生了不小冲击,削弱了市场信心,扼杀了全球贸易活力。

  与此同时,根据WTO的统计,2018年10月中旬至2019年10月中旬,WTO各成员国实施的进口限制措施贸易覆盖范围估计为7470亿美元;WTO成员国还实施了102项新的贸易限制措施,包括提高关税、数量限制、更严格的海关程序等。

  另外,尽管美国特朗普政府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共同签署并实施了修订后的《美墨加协定》(USMCA),但其中有关汽车75%的零部件需由北美地区生产等部分关键条款充满了贸易保护主义色彩,提高了贸易壁垒。同时,USMCA加强了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歧视性约束,削弱了北美地区外企业的贸易自由度和积极性。

  “疫情促使部分供应链加速重构。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以来,个人防护用品、相关医药器材出现短缺,欧美多国纷纷提出通过补贴等方式推动有关产业回迁国内,部分产业在全球领域进行重新布局在所难免。未来,通过增强供应链韧性来确保供应安全会超越对成本和效益方面的追求,成为很多国家和公司的首要目标。”鄂志寰说。

  面对贸易保护主义以及疫情给全球多边自由贸易体系带来的冲击,作为重要的贸易多边机构——WTO理应发挥更多作用。不过,近年来,WTO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其自身存在机制以及制度缺陷需要进行更多改革。鄂志寰认为,WTO存在诸多制度性缺陷。WTO目前共有164个成员和24个观察员,成员GDP占全球九成以上,被称为“经济联合国”。然而,作为一个国际组织,其缺少应有的管理权威,决策困难,效率低下,不能解决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之间的不平等问题。西雅图部长会议的失败、坎昆部长会议无果而终、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停滞,均表明WTO体制面临严重问题。

  针对WTO改革,李坤望提出,自2018年起,关于WTO改革已经在主要成员之间达成初步共识,WTO改革成为时代需要。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中国等诸多WTO成员,均以不同方式提出了自己的改革设想和方案,迈出了WTO改革的重要一步。

  “但在改革议题上,成员间的态度和认识则不尽相同:一方面,各方均赞同对WTO进行改革,以期打破僵局重拾活力;另一方面,对于改革的原则、内容和优先顺序,则各有偏好和侧重。截至目前,各方发布的声明、公告和方案所涉及的WTO改革内容非常广泛。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方面问题:一是处理当前争端解决机制面临的问题;二是特殊与差别待遇问题;三是世贸组织规则制定问题(贸易规则的现代化)。”李坤望说。

  区域经贸合作重要性上升 中国坚定捍卫自由贸易

  贸易保护主义以及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暴发,均导致了外部需求的减少,显著冲击了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出口,并且拖累了其经济表现。部分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及施加高额单边关税的行为叠加疫情的冲击,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全球投资者的信心。

  然而,阴霾之下仍存光亮。区域经贸合作的重要性正在不断上升,在推动全球经贸复苏和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鄂志寰表示,与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谈判比较,区域经贸协定的谈判及协调难度显然大大降低,市场开放也可以更加灵活。而由于科技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距离被大幅拉近,跨区域经贸合作有所增加。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及日欧经济合作协定等都是跨区域经贸合作的典型例证。其中,RCEP历经8年、31轮正式谈判,于2019年11月整体结束谈判。2020年11月15日,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东盟10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领导人共同见证下,正式签署。RCEP的签署标志着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自贸区成功启动。

  “RCEP的发展尤为值得关注。RCEP规模为全球区域合作组织之冠,发展潜力是其他区域合作架构所无法比拟的。区域化取代全球化已成大势,未来,RCEP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将超越其他区域经合组织。RCEP仅是区域内经济整合的第一步,未来还会不断升级,最终向亚太区共同市场迈进。”鄂志寰说。

  3月25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相关人士介绍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实施国内相关工作情况,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表示,中国积极推动RCEP生效,已经完成了RCEP协定的核准工作。中国率先对RCEP进行核准,表明了中国政府对RCEP早日生效的高度重视和全力支持。同时,现在各成员都明确表示,要努力争取在今年之内完成对RCEP协定的核准工作,目标是2022年1月1日RCEP能够正式生效实施。

  事实上,中国一贯支持全球多边自由贸易,在推动区域经贸合作方面也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在2020年11月举办的第15届东亚峰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讲话中表示,东亚经济韧性较强,有望成为2020年全球唯一经济正增长的地区。当务之急是加强国际合作,尽力减少疫情对经济增长影响。要密切政策协调,构建人员往来“快捷通道”和货物流通“绿色通道”网络,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大项目。要坚定维护自由贸易,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以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契机,提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实现高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另外,2021年1月,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在商务部2020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参与世贸组织改革,推动总干事遴选和建立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在联合国、G20、金砖国家、APEC等机制平台提出携手抗击疫情、稳定贸易投资的中国方案,推动成为国际共识。构建高标准自贸区网络,签署中柬自贸协定,推进中日韩以及与挪威、以色列、海合会等自贸谈判,积极考虑加入CPTPP。2020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东盟、APEC成员进出口分别增长1.0%、7.0%、4.1%。对欧盟、美国、英国、日本进出口分别增长5.3%、8.8%、7.3%和1.2%。

  数字经济催生贸易新变革 相关经贸规则亟待制定

  当前,全球贸易形态以及内容规则正在发生新变化。与数字产品、互联网商务相关的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占比逐步提高,这也对现有的经贸规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进一步修改和完善。鄂志寰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是经济全球化以来影响世界经济格局走向的一次重大外部冲击,WTO发布的《2020年世界贸易报告》提到,越来越多的政府采取了促进经济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政策,这一趋势对贸易和规则产生了影响,疫情也加速了电子商务和数字化创新。

  疫情的发生从客观上推动了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成为推动全球经贸复苏的关键动力,将给全球贸易模式以及发展带来新动能。与此同时,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区域经贸合作中与数字经济相关的内容变得更加重要和突出。“当前数字技术及其应用的迅猛发展已将全球经济领入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中,在国际经贸领域,基于数字技术的贸易活动因其能够有效降低商品和服务的搜寻成本、消除信息不对称等优势而极大地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使得跨境电商占国际贸易的比重持续提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及其在国际经贸领域的应用发展也可谓日新月异。全球经贸的数字化转型将带来要素资源、企业主体、产业体系、商业模式的重塑,导致国际贸易、投资和资本流动的形式和内容发生根本性变化。”李坤望说。

  2020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过的《2040年亚太经合组织布特拉加亚愿景》表示,“为帮助亚太人民和工商界更好参与联动的全球经济并从中发展壮大,我们将培育由市场等因素驱动、由数字经济和创新支持的有利环境。我们将推行结构改革和良好经济政策,促进创新,提高生产力和活力。我们将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数字转型,消弭数字鸿沟,促进数据流动,加强数字交易中消费者和商业信任。”

  事实上,早在疫情发生前,传统经济的增长已经陷入乏力状态,而数字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正在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与此同时,在自由贸易协定中,与数字化以及数字经济相关的内容日益凸显,全球各主要国家也在陆续推动有关数字贸易的相关国际规则,《美墨加协定》以及《美日数字贸易协定》中都有关于数字贸易等相关条款。

  另外,数字经济正在给全球贸易发展带来变革以及新的发展动能。波士顿咨询(BCG)的研究报告显示,随着数字技术的普遍应用,全球贸易将迎来新变革。BCG将数字化贸易定义为跨境经济交易,在这些交易中,数字化极大地改变了交易方式和交易内容。主要分为三类:第一,是改变贸易模式的数字化销售;第二,是改变贸易内容的数字化赋能;第三,是同时改变贸易方式与内容的原生数字化贸易。

  “数字经济将对全球贸易内容、方式和规则产生深远的影响。数字经济的应用,降低了远程交流沟通的成本,使得过去需要人与人之间通过互动才能完成的工作或交易,在无接触的情况下也能实现。数字产品及服务,如云应用,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具有价格竞争力的前沿服务,让中小企业能够参与到全球供应链中来,直接与国外客户交流,而此前,只有大型公司才能做到这一点。数字经济让小型公司能够平等地与大型公司进行全球竞争。”鄂志寰表示。

  同时,鄂志寰提出,数字经济不仅能创造出新的服务行业,而且能改造传统服务业形态,从而丰富全球服务贸易内容,增添新的动能。比如,以数据作为主体的信息跨国境流动成就了新兴数字贸易,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期间,远程医疗、在线教育、共享平台、协同办公、跨境电商等服务广泛应用,对促进各国经济稳定和抗击疫情发挥了重要作用。数字经济应用于传统商业、通信、卫生、运输和娱乐等服务贸易部门,也大幅提高了效率。

  对我国来说,在疫情的冲击下,全球价值链重构,数字经济预计将在经济复苏和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数字革命所推动的工业智能化,或将对全球贸易风险重新评估,诱发新的全球化浪潮。传统价值链中,中国主要参与加工制造的单一环节,迫使国内的分工趋于“扁平化”而非“垂直化”。大量企业在功能上高度重叠,在位置上拥堵于价值链的低端。但在数字经济这一新的经济形态中,中国在核心技术层和应用创新层均不落后于其他国家。当前,中美在全球数字经济中已经形成“双头”格局。数字经济的绝对规模上,中国也仅次于美国。因此,在崭新赛道上把握数字经济的先发优势,或将成为中国企业突破自身瓶颈、提升价值链功能定位的关键。

责任编辑:袁浩